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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法恩扎的统治者(SignorediFaenza)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AstorreManfredi)。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但是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历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9159com金沙游艺场[1]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hi)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

9159com金沙游艺场其后,朱利奥继位。他察觉教廷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占领罗马尼阿全境,罗马的公侯被镇压了,那些党派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被消灭了,他还发现亚历山大时期以前从来未曾使用过的积累财富的方法[7]。朱利奥不仅继续把这些事情进行下去,而且加以改进。他决心夺取波洛尼阿,消灭威尼斯人,并且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他的这些事业全部成功了[8]。因为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荣。他还把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这两派约束在他所认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他们当中有些能够改变局势的头头,可是有两件事牢固地控制着他们:一件是教廷的强大,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件是不让他们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因为这种主教是党派之间发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有他们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绝不能够保持安静,因为这些主教将在罗马内外培植党派,而公侯们不得不卫护他们;于是由于僧侣的野心导致各个公侯之间发生骚乱与纷争。因此,当今圣父教皇利奥[9]察觉这个教宗的职位非常强大有力。我们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坚甲利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了,那么当今教皇将依靠善行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1]马西米利阿诺(Maximiliano,1459—1519),1486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从未加冕。[4]罗慕洛(Romulo,公元前735—716),传说中罗马的奠基者和第一位国王。相传罗慕洛及瑞穆斯是阿尔巴—隆伽城国王的女儿和战神所生的双生子。因王弟篡位受到迫害,被投河中,为母狼所救在山洞哺育,并由牧羊人抚养成人。罗慕洛恢复统治权后在母狼哺育地,以本人名字创建罗马城并成为该城的第一个国王;并且“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罗马土地私有由此起源。(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19页。)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12]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为威尼斯作战而死。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9159com金沙游艺场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

[14]查理八世于1494年进攻意大利,一度成为那波利的主宰,至1496年完全失败;但查理的远征已成为外族入侵意大利时期的开始。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

[5]皮尔罗(Pirro,公元前318(?)—272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redell'Epiro),以军事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败,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21]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马尔科是生与死都很荣耀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根据世袭权利继承王位,既不依靠军队也不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且后来,由于他具有许多美德使他受到人们尊敬。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一直使军队和人民各安本份,他既没有招人怨恨,亦未引起人们轻视。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2]1511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纳(Ravenna)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者,但由于主帅加斯通·德·富瓦(GastondeFois)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Sforza)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于1513年2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逐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米兰。9159com金沙游艺场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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